心灵史——黄道炫:为什么心灵和情感会进入历史

发布时间:2020-10-13 11:32:08

历史研究中的情感和心灵

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动员有一整套措施,从情感唤醒到情感传递到情感忠诚和依赖,需要许多动员技术的支持。比如革命时期,很多党和会议互相唱歌,唱歌。唱歌代表团结和凝聚力,是鼓励和宣传的有力武器。就像当事人说的“专注于某一种精神或者在某一段时间内进行事情,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推出歌曲的方式。”这不仅是这个年轻政党的本能,也是造就一批愿意为革命买单的忠诚革命者的目的。这些革命者虽然不是没有个人感情和欲望,但他们不仅在观念上忠于党,而且根据党的要求在情感上与党一致。整风运动中的这个要求,就是要创造一个“透明的人”。所谓透明的人,就是没有任何杂质的世界,完全符合规范。很难判断人心的浩瀚是否符合规范,这需要时间的帮助,包括长期的记录和检查,都是靠个人档案的建设和生存来完成的;还应该有对瞬间反射的考察,这种瞬间反射通常是通过集合和运动反映出来的,也就是情感的表达。“灵魂深处的革命”和“一闪而过的私人话语”就是这种要求的逻辑效果。

观察材料,尤其是没有经过处置处罚的第一手材料,对情感和灵魂的研究也有辅助意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力提倡观察研究,留下了一些重要的观察资料。例如,张闻天主持的陕甘宁边区曲波甘泉观察和李卓然主持的谷林富县观察等。这些观察材料都是比较客观的记录,但不乏个人和群体心态。最近,岳千厚和Theway编辑注释的《“延安农村观察团”兴县观察资料》有大量的第一手原生态资料,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国书制作地的生活场景,还可以模糊地把握国书制作地党员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在长期研究中国共产党后,在试图进入中国共产党内部结构时,我们会越来越重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影响。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是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治力量的一个特别显著的标志。说中国共产党是意识形态政党,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有一种超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政治解释体系,提供了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和方法论。正如毛泽东所说,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这些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鼎盛时期被期望“从理论上重建现实社会”。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是指一系列思想和行动范式源于基本原则逻辑,具有超越立场,延伸到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

通常,观点的倾向惩罚了城市对清晰的追求,尤其是思想史的研究逻辑。但是,如果你从心灵的角度去介入,你可能会发现,很多观点并没有那么直接和令人耳目一新。理论上的理解往往会形成接受者被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刺激的感知,但无法详细定义这种冲击何时发生。不清楚是哪一句话或哪一本书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这是看法改变的正常状态。康德说:“知性在歧义的情况下起着最大的作用.模糊视图比清晰视图更具表现力.知性的所有运动都可以在模糊中发生。”说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

我还想说的是,对于20世纪以来人类自我反思、自我质疑、自我否定所导致的观点变化,我们可能会更加谨慎。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这种思潮以及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基本上是碍事的。从18、19世纪的乐观主义,人类发现自己太小,无知,卑微,丑陋,没有自己可以理解的理由。即使我们不在那里,我们也不应该完全意识不到它。另外,我一直认为在这种涉及价值观的问题上,很多时候问题可能不是“是”而是“是”。所以我的态度是,我们知道自己的局限,但不必放弃自己。生活和历史都是如此。

坦白说,我不是很了解感情史的成长趋势,也不打算跟风。研究感情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要求,所以我不得不关注这些思想和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的革命者,去追踪他们的内心和感受。换句话说,是研究的实践让我关注情绪,而不是情绪史的理论让我关注情绪。

从中共的档案、文件和记忆中,我们可以看到,思想上的变化确实存在,这些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潜移默化的。然而,仅仅依靠一般的档案材料来了解这些变化的详细过程是远远不够的。在这里,私人文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日记、私人信件、自述材料,因其强烈的主观特征,往往被热爱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者所抛弃,但却是解读个体精神世界不可替代的材料。

为何关注心灵和情感

前几年“285团”精神史讲座海报贴出来后,就有团体谈到这个话题。好像不是讲历史,而是像跳入一种伟大的精神。“285团”的灵修史到底是不是大神,我想大家看了论文都会有一个判断,但是这个说法不能完全忽略。一般来说,当我们谈论人的精神层面时,我们会区分理性和情感。情绪和理智通常与情绪联系在一起,情绪具有兴奋性、流动性、无序性、神秘性等特点,容易出现南北两极分化。虽然不会有完全二分法的理性和情感,但既然有这样的区分,两者还是划分了面对外界的状态,指的是人类的差异。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每个研究者其实都是在一定的认知情境中思考的。当我第一次开始研究CCP时,我受到了当时认知状况的影响,特别关注与“神化”一面相对应的日常一面。《中央苏区的革命》我反复强调,扔皮的柴米油盐和这样的风景有关。找到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共同点,就学术趋势的演变而言,有合理的一面,但找到共同点只做了最基本的一件事。很少有政治力量有中国共产党这样鲜明的特点,只关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共同面,而不深入挖掘党自身的逻辑。

研究心灵情感,尝试档案,很重要。研究新文化史的深切希望与充分利用宗教裁判所的档案密切相关。审判档案以其独特的制作方式,让不会说话、不会说话的普通人被迫开口,留下当事人行为、心灵、情感的记录。由于审判的要求,这些记录特别详细,触及灵魂的深度,是大多数其他材料所达不到的。整风运动精神史上使用的自述和自省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些材料类似,但细致程度远不及此。我很后悔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这种档案。相信如果能进一步打开相关档案,充分利用,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情感和灵魂的研究将会有一个新世界。

另一方面,据说情感和灵魂都是需要表达的,现在依然是语言可以告知前人情感表达的记录。而语言对情感的记录比理性认知要细得多,也更难,理性认知是由情感的本质决定的。也就是说,情感很难用语言充分传达。这不仅是真实性的问题,更是信息传播有效性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要面对情感伪装、简单化、自我表达等问题。所以,写情感和心灵的历史是很难的,特别要小心。把情感过于对待理性,惩罚和谈论情感史,或者尽可能坚持情感本身的特点,都是不可取的。这种天赋将情感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区分开来,并从总体上看待历史。我们不必像西方情感史研究者那样通过重新解读情感来拓展研究,用情感来侵蚀传统理性领域,模糊二者的界限。其实只是有可能解构了情绪研究的特点,让大多数人无法理解。情感和理性只是人类赋予的观念。他们在这里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在这个问题上,遵循大多数人认可的知识是好的。虽然学术要引领思想的不断探索,但也不必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

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超越地位,共产党特别重视思想的关注和情感的转化,这被赋予了许多功能。疫情期间,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一个留学生被要求以两种方式隔离:集中隔离和自我隔离。这个留学生以为自己在北京有房子可以自己隔离,但当时防疫人员倾向于集中隔离,方便管理。这个留学生坚持自己的隔离权。经过一整天的反复协商,他直到下午12点才被送回社区。下车后发现有几个七八十岁的老男女在等他劝他不要进小区,不能影响大家的安宁。面对这样的场景,这个留学生只能专心孤立。留学生有选择孤立自己的权利,他们的权利得到尊重。但是为了防疫,防疫人员想尽办法劝他专心隔离。最后出现了一个深夜老人群停下来劝说的场景。这种说服还是感性的,但是有无形的压力。从整个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情感与理性、群体意志与自愿意志的交织与错位,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运行机制的关键。

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果情绪具有兴奋、流动性、无序和神秘的特征,情绪是否可以被捕捉、描述或不描述,特别是在以理性和反思著称的历史叙事中。事实上,如果我们以历史为行动的过程,而不是纯粹以历史为效果,这可能不是问题。情感史在历史上能占据什么分量,其实就是理性和情感在人类历史上应该占据什么地位。马克布鲁赫说:“一个好的历史学家似乎是一个传奇的食人魔。那里有人的气味,那里有他的猎物。”人的气味一定包含情绪。不得不说,情绪的位置简直不合理。重要的问题是,历史不仅仅是有效的历史行动的过程,而是整个人的过程,情感在其中往往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人类的兴奋、喜怒哀乐都在宣泄情绪,它们是生活的一部分。自然,它们也应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情绪也会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

我自己这些年的心灵史就是在情感和理智之间。既有深层理性的一面,流动的,跳跃的,瞬间感性的一面,也有想出现这一面的人的思想无法改变的一面,这是一种流动的思想,而不仅仅是一种沉淀的效果。相对于情感史,理性更容易被记录;与思想史相比,它杂乱无章,浅薄却巧妙;相对于心态史,应该是个性化的,动态的。这是一个四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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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注心灵的历史,是因为我感到研究心灵和情感的需要。做了一些实验,发现还有其他的旅伴,还有那么多的拓荒者。虽然我们可能永远只是旅伴。当然,这样一种可能的情感史研究趋势,我们是搞不清楚的,已经受到了各种声音的影响。我甚至不知道,我在研究中自以为是的个人简历,其实只是别人声音的关注。但是,我还是更相信我的个人简历可能更重要,至少在这个问题上。

日记的特点是情感,生活等。很多日记主人都会在日记里吐露喜怒哀乐。研究者可以看到当事人的心理动作和情绪变化,体会到当时人们的思想和想法,这是普通客观材料无法提供的。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旅教导员甚至指导员的八路军干部刘荣留下日记,编成《狼烟晋察冀》,其中大量的个人和私人生活记录真实生动,对认识一个时代的中共干部的精神史大有裨益。要不是刘荣的日记,很难想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日记还会记录爱情和性得不到满足的苦恼,个人和团体的争斗如此频繁。正是这种战争让我们越来越相信刘荣的故事,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集体主义政治文化对革命阵营内心世界形成的影响。

当选择日记作为史料时,其实意味着不再追求史料的完美。日记的个性、主观性和随意性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研究人员肯定会试图消除明显的自我炫耀身份。然而,在这种个性化的材料中,很难区分真假。有时候,需要惩罚的是真实性问题,而是这种真假叙述背后提供的历史信息。例如,茅盾的女儿沈霞在面对婚姻时感叹道:“我会尽力为自己打好基础,我永远不会像普通女同性恋那样‘完蛋’。不是因为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作为党员的责任和义务。我不能过着邋遢的生活,辜负党的创造。”这可能包含多重历史意蕴:个人尤其是女性,在中共的进步话语下,担心婚姻会影响自身的进步,也表现出对党的事业的忠诚,这既是内心世界的真实体现,也是当前政治文化条件下的习惯性言论。从这种演讲中,研究者可以感受到历史人物的情感,以及当时政治文化的影响和气息。

近年来,历史领域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研究开始挖掘人们的内心和世界,个人情感成为历史写作的一个重要维度。虽然这种趋势在国外已经有几十年了,但国内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历史作为一门实证研究学科,对情感的接受度很高,尤其是在中国历史学家特别注重研究的可验证性和真实性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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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的研究和研究工具之间有一条可以追溯的心灵和情感的线索,影响了我的注意力和思维,促使我去做心灵史的研究。

虽然使用的是日记之类的观察资料和审判档案,但是需要区分需要仔细阅读的文本。没有史料是完美的。追求完美的史料,就像追求历史的完全还原一样,是唯心主义的假象。世界从来都不是完美的,我们也不必总是对历史有完美的要求。一个法官能不能不完全再现现场,还能做出大家都认为公平的判断?我是一个坚定的“历史客观主义者”,我相信我们应该朝着这种偏见努力,我们会以最大的诚意去面对历史情境、历史材料、历史个人会选择和明确的事物,关注材料的庞大、伪装、简化、自我表现等问题。这是历史研究者的职业道德,也是我们存在的理由。然而,这种努力的程度并不完全在你的控制范围内。一切都是尽职尽责,知天命。历史研究也不例外。

对于情感史和精神史,我还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个人情感在历史上的地位如何,是现代历史研究者会问的问题。像情感这样高度主观的个人体验和表达,很难进入以客观正义为追求的历史视野。我高度尊重历史客观公正的要求,不赞同各种把历史搞得太主观的解释。然而,以人为本的历史如何能够忽略情感,这是一个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人是一个整体,历史也是一个整体。从这个角度来看,情感应该也必须是理解人及其历史的一个部门。

共产主义革命本身具有观点革命的色彩,观点革命强烈要求每个人的观点、创新、思想和情感。很少有政治游戏如此关注这些问题。作为研究者,探索这场运动和这些革命者的心灵,了解彼此对共产主义的接受和坚持,考察他们从中国社会文化传统跳到西方特色强烈的马克思主义时的思想演变和精神幻像,看透这些“透明的人”,透明的和不透明的心灵,日益成为我的体贴问题。正是出于这种思考,我开始尝试研究心灵史,试图从个人和群体内心的脉动和变化中把握共产主义观点是如何在革命者中生根发芽的。在这个意识形态很强的政党里,如果不关注接受者和给予者的心理世界,就会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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